导读：中国人到西方国家开会者不可谓少，但鲜有详细记录细节的。阮炜教授于2023年七月赴意大利罗马参加国际英文教授联合会三年会，将会议和见闻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并形成了这份文字，或许会有助于读者们对西方的理解。
11点半后，从五道口乘地铁去首都机场。路上花了近一个小时，到达时离登机只有不到一小时了，而排队办登机手续的队伍太长，只得走特殊“国际航班”渠道立即进入。仍非常紧张。因为比从前增加了不少程序，例如检疫就很耽误时间，并还有其他一些从前没有的重复性检查。回头看，起码得提前三个半小时。不知道新情况，从五道口出发只提前了两小时。还好，除了不止一次要求走特殊通道，以及在机场内狂奔十几分钟以外，可谓有惊无险，刚刚赶上登机。换钱就没时间了。
飞行中十多个小时看了六七部电影。很担心身无一分欧元如何搭车去酒店。还好，用万士达卡在机场内的自动换币机上换了500欧元，立即出站找了个的士。一上车司机就语音输入目的地Hotel Ripa Roma导航，屏幕上显示的路线跟在地图上的路线相符，所花费用跟机场人员所讲的一致，即50欧。排队过关时，跟一个中国同胞搭讪，顺便问了一下搭车的情况。他说意大利出租车司机会多绕路以多赚乘客的钱。但至少我这个年轻司机没这么做，且态度超好（虽不会讲英语），上下车都殷勤帮我提箱子，职业精神颇佳。
Hotel Ripa Roma宾馆位于市中心Via Trastevere一带，距威尼斯广场不到两公里。建筑有点老旧，电梯小到一次只容得下标准体重者三人。从房间看出去，看不见十分漂亮的景致，但宽敞（30平米）、明亮、舒适、装修前卫，还有一个带休闲桌椅的小阳台。
此次赴罗马所开之会，是IAUPE即国际英文教授联合会即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English的2023年三年会。该学会创建于1951年，每三年开一次三年会；会员来自上百个国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会员通常是已有一定影响力的资深英文教授，申请入会者必须有两名老会员推荐。IAUPE的2013年三年会在北京召开，由清华大学承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协办。
学会似乎没有接机的概念，根本未安排从机场、火车站或汽车站到酒店的交通工具，甚至连交通信息也没能提供。我想，学会假定，参会者可完全自己查询搞定。虽然给了酒店信息，会务组却并不帮助具体联系，所以参会者得自己联系。这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会有点麻烦，但对西方人而言应该问题不大。
早餐后，顺便问了一下三个学者模样的、看似去要开会的人，会议巴士何时出发？被告知，并未安排酒店到会议地点的交通工具，得自己解决。于是我们要了一辆的士。要是在国内，会议已经砸锅了。但慕尼黑的学者们除有一人说“ridiculous”外，并无太多怨言。
上午下午都是中世纪英语语言文学。最后就“The Future of Global Middle Ages”自由讨论。难为这些英文教授了。首先，如何界定Global Middle Ages？还有，对其他文化传统几乎毫无了解，怎么谈，谈什么？少数专攻中世纪的日韩学者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显然更有资格讲话，可他们的英语水平明显低于西方学者，不可能掌握会场主动，所以就成了主要由西方英文学者们自说自话的global。不过，能想到这一个话题不失为一种进步。
趁着活动间的空隙，去了约1.5公里外的威尼斯广场。1985年8月、2013年8月游罗马都来过这里，但只在小山丘台阶上坐坐打望城市风景和来往的行人车辆，山丘上边巍峨的建筑都不对公众开放。今天爬了近两百个台阶才登顶。建筑看上去较新，是纪念意大利统一的，1911年才修建。有无名士兵墓，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无名英雄纪念碑。丘顶展览厅以教皇英诺森三世（1161-1216）为主题，永志其功德，尤其是对罗马城市发展的贡献。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前期，罗马教皇权势处于鼎盛阶段，英诺森三世个人修养好，智商高，精于权术，善于管理，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整个中世纪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
5点开始，会议安排，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罗马校区主任，皮肤黝黑、大腹便便的Claudio Betti博士作向导兼解说员，带领二十几位参会学者参观了Trastevere 大教堂（Saint Basilica di Trastevere）和附近的一个小修道院。大教堂3世纪始建，后多次修缮，但其早期中世纪结构仍保留完好。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大教堂的历史沿革，和一些建筑细节、装修细节，尤其重点讲解了一些教堂装饰画的内容及历史。
博士提到的一些事实特别有趣，如位于罗马市中心的Trastevere大教堂是梵蒂冈的财产，理论上讲，就是梵蒂冈的领土，诸如此类的建筑在罗马城还有好几处；解决中东问题，为什么为可以参照这一个模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争议的领土也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如，在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871年，意大利所有教堂的归属权一夜之间变为国有。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政教关系。世俗政权压倒教会了？不是的，天主教会的自由一如既往，教会的权力一如既往，不仅对教徒们该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而且因教堂已是国家财产，维修保养现在由国家负责，而赚大了。我想，真实的情况可能不会这么简单，但意大利政教关系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尤其是新教国家由此见一斑。天主教会影响力之大，从晚至二十年前，所有意大利国立中小学和大学仍然得把天主教思想教育课设为必修课也可见一斑。在其他西欧国家尤其是新教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小插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教堂时，看到大门两旁各有一个小个子老龄女性乞丐，她们衣着褴褛，看似全身肮脏，各自端着一个乞讨钵佝偻着背行乞。Betti博士跟其中一位热情打招呼，她也热情回应，两人立马用意大利语叽里呱啦聊起天来，像是多日不见的老朋友或老同事。这时，老太太的脸一下子亮了，完全不像乞丐，而更像知识分子。由此想到，乞讨很可能是她主动选择的职业，并非生活不下去才乞讨，而是把乞讨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更能使人对上帝谦卑、对世界谦卑的生活方式。
晚上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荣誉教授松田隆美在一家披萨店共进晚餐，AA制。松田的专长是中世纪英国文学，1980年代初在约克大学和牛津大学做的博士学位。获悉，近二十年来，在日本大学，英语地位会降低，而全球化课程风头强劲；其英语系课程设置与西方国家乃至中国大致相当，聘用的外籍教师所占比例约百分之五，与中国英语系大致相当。
中午和下午跟香港一位大陆背景的学者聊了聊。这二十几年他一直在香港。对中央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做法，他的看法明显不同于一般大陆背景的学生或学者。
下午一个大会主旨发言是哈佛大学教授James Simpson的“The Shock of the Old: Recognition and the Humanities”海德格尔式的玄乎，有点像哲学，又有点像修辞理论，空对空讲了一个多小时，让人昏昏欲睡。答问环节，不止一个学者挑战了recognition这个概念。学术会议的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会后的酒会（Reception）很有意思。最初与美因兹大学的Alfred Hornung聊。他做transnational 文学研究，与我所谓“跨文化小说”属同一类型。这个路数明显不同于一般英文学者，要求对英语国家乃至西方以外的文化和族裔有较多、较深的了解，所以眼界更宽阔。后来瑞士弗里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ibourg）的Thomas Austenfeld加入。他为人随和，很能侃，思路明显比Alfred Hornung活跃。
聊了聊瑞士的政治体制，认为瑞士不是个nation，而是一个federation。这一点一般人都知道，但他还说瑞士无中央政府。什么中央政府？它完全就是个空架子，因实权即财权都掌握在各个canton或邦手里。所以瑞士既不参加北约也不参加欧盟，一直中立，可以不养军队；养军队，拼先进武器，那是“大玩家”们的事。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瑞士比一般欧洲国家富裕（当然物价也高企不下，以至于瑞士人常常跨境溜到德国购物）。
然而，瑞士虽然不养军队，却是全民皆兵；四十岁以下成年男士得考射击技术，一旦有事，人人都是citizen soldier；各家各户都有枪，但弹药被国家严密管控；若有事，政府会发子弹给公民，但必须一颗颗数清楚，警报解除后又得一颗颗数清楚还回去。我表示，泛滥、校园枪击案层出不穷的美国应该好好学习瑞士的做法。
Thomas认为北欧诸国与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国更有欧洲情怀，这些国家的人更有欧洲认同，即更愿意以欧洲人而非具体某国人自居。问，法国不是欧盟的顶梁柱吗？但他认为，法国的欧洲情怀不如以上国家。顺便还聊了俄乌冲突。Thomas说他们很担心美国人从冲突中撤走，他们早已厌倦了插足世界事务，已从多场冲突（如伊拉克、阿富汗等）中撤走。如果美国人在共和党上台后撤离，欧洲人还真挡不住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今天可以侵略这一个国家，明天就以侵略乃至占领任何一个国家，如此这般，岂不天下大乱？所以“侵略”无论有何原由，都是不对的。
他和Alfred都认为，中国是俄乌冲突“最大的赢家”。我说未必，中国人其实很担心俄乌冲突升级，也担心其长期化；不断打下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会受特别大的影响，更加不用说中美关系还可能因之进一步恶化。
也聊了聊德国的移民问题，尤其是俄乌开战以来新增加的一百多万乌克兰难民。这对德国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话题转到澳大利亚，Alfred说澳洲这么大一片土地却只有两千五百多万人，可谓地广人稀，可澳大利亚人对移民竟如临大敌；欧洲各国地方小得多，接受的移民竟大大超过澳大利亚，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提到英国殖民者对塔斯马利亚土著的种族灭绝。Alfred和Thomas表示，这其实是genocide，即种族屠杀，盎格鲁撒克逊人至今还未道歉。问题是，若真道歉，谁来接受道歉？塔斯马利亚人早已被灭，不存在了。向其他澳洲土著道歉？他们虽然被严重挤压，种族不旺，但毕竟没灭族。
Thomas Austenfeld是德国人，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工作多年，后来转到瑞士那所大学工作至今，退休后又将回到德国（瑞士物价太高，不适合养老）。他为人随和，是上一届IAUPE负责人之一（管财务），尽心尽力服务学会，口碑很好，刚刚如释重负地退下来。下午在欢迎大会上，学会对他进行了表彰，隆重颁给他一份看上去十分精致的礼物。这出乎他乃至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参会者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大会礼堂简陋，参会人数也只一百来人，但欢迎仪式做得很成功，严肃活泼，热烈有序。
问题是，缺乏地理政治学层面的宏观认知，把当前的语言间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但这背后肯定有权力在起作用，但她竟只字未提。但她提到，1974年，汉语被港英当局立为官方语言。英国人还算是有眼光的，虽有点迟，但仍在归还香港二十三年前便这样做了。现在按照法律，中小学汉语普通话是必修课，渐渐地，教授数理化、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科目都得使用汉语普通话，所以长远看，肯定是汉语占上风。
进入答问环节，哈佛的James Simpson先声夺人，问一百年后，中国、印度甚至尼日利亚都将是世界强国，美英则将沦为二三流国家，英语还有这样的地位吗？Hansen Edwards回答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发言说，我们这些将一生精力都投资到英文的学者不必太悲观，因为印度那时将是强国，而印度又因语言分裂，民族分裂，英语不得不充当国家统一的粘合剂，所以英语一百年后还将是全球通用语。接着这个话头，我表达了这个观点：的确不必太悲观；看看古地中海世界，希腊语一直是强势语言，但罗马征服希腊后，拉丁语成为头号通用语，但同时将此两种语言用作官方语言，而事实上二者之前已然是罗马帝国东西两大区域的日常通用语，故双语并用，长达近千年时间。
五点至八点，按照会议安排，一当地职业导游领路讲解，一众IAUPE学者游了著名的卡皮脱尔丘（Capitol Hill）及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图拉真柱一带。效果很好。前两次游这里就是看看，拍拍照而已；今天每个地点，每栋残缺建筑或遗址都有详细的讲解，故能更真切地领略当年罗马精英们如凯撒、奥古斯都、图拉真、涅尔瓦、马克奥略留等的日常生活和政治上的起起落落，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这一带的变化，包括20世纪新建的威尼斯广场所带来的新面貌。零距离见识了哲学家皇帝马可奥略留的大型骑马铜像。奥略留左右两旁为Palazza dei Conservtori即守成宫，与Palazza Nuovo即新宫，现在均为Museo Capitalini（卡皮脱尔博物馆）。这个小山丘是古罗马“七丘”之一，中世纪时仍为罗马的政治与宗教中心。不难看出，IAUPE的英文学者们对西方古代并无太大的兴趣，跟普通旅游者并无两样。
上午的会议内容没什么特别感兴趣的。3:45巴士载参会者去天主教大学，听牛津大学博德里学院图书馆员Richard Ovenden的主题发言。此人口才甚佳，表述精当，但政治挂帅，说全世界图书馆员最不喜欢的就是专制主义，因为这种体制动不动就烧书；图书馆员们最亲近的是自由主义，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整理、保护、流通和收藏图书，所以是民主国家的天然盟友。所给反面例子主要是纳粹烧书事件。所给的另一个例子更有意思。他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工作时，该馆收藏时代非所画的先知画像，被人要求毁掉，理由是这对先知是大不敬，但被他们拒绝了。但讲得最多的，还是古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亦为西方古代最著名的图书馆）被烧之事。可这跟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并不搭界。对最早进入印刷文化时代、有着悠久书史的古代中国竟一字未提，秦始皇焚书事件竟未能进入其法眼。
会后是酒会，跟索邦大学的英语老师Chatal Zabus聊了起来。她是以法语为母语的比利时人。我认为，Richard Ovenden的发言很有启发性，但他思路若能拓宽一点，而非集中讲专制主义政体对信息的压制，对书籍的摧残，就会更有意思；一个社会如何保存并传播自己的集体记忆、集体思维，不仅涉及到什么信息有价值得保存，更涉及到什么信息无价值甚至有害得丢弃，得屏蔽，就像人脑每天都得保存信息、删除信息那样；这时，图书馆员们的权力非常大，因为正是他们直接决定哪些书应该保留收藏，哪些书应该淘汰；这又涉及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包括政府）或者说精英们怎么样看待有关信息的问题；他们所看重的信息未必是中下层所看重的，他们所丢弃的信息也未必是中下层所愿意丢弃的；信息取舍大体上取决于是否有利维系既有权力结构；当然，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会产生很大影响。
Sabin Volk-Birke告知，东西德国整合仍不尽人意，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众认知水平和职业技能等仍有很大的差距。这纠正了我一个错误印象：既然默克尔这个东德长大的人能当这么久的德国总理，说明历史已经翻篇，东西德已完全融为一体了。
早餐时恰好与麻萨诸塞的萨莱姆州立大学Jude Nixon教授同桌。已注意到，这几天他非常活跃，东亚三国的英文学者完全没得比。皮肤看似黑人，又不太像。准确说，是奥巴马式肤色。果然，他说他是加勒比海人，祖上不仅有黑人，还有中国人和白人；说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种族大熔炉，中国人与黑人、白人、土著印地安人普遍通婚，所以这里要搞种族仇恨是搞不起来的，因为人人都可能是多种族多血统，即便较为“纯净”，也可能因亲属和朋友有其他种族的血统而不可能仇恨他们。
上午11:30“代表中国”作《英语文学的未来》的大会发言。所作演讲以及讨论环节的发言效果较好，所传达的信息、表达的观点（如英语文学作为一个行当，最终可能会衰落下去，但这样一个时间段不会太快到来，近年来中国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甚至还在扩招；即便最终会衰落，也会因为是一种简便易学的全球通用语而长期维系其既有地位）产生了较大反响，不止一人表示祝贺并与我交流，包括此次大会发言小组组织者英国Exeter 大学的Regenia Gagnier教授。她是美国人，自称社会主义者。这在美国是罕见的，也应是她落脚英国一所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欧洲对社会主义的容忍度比美国高得多。
午餐时与James Simpson和其他两位学者同桌。一位美国中西部某大学来的老年女性学者称“政治正确”派所倡导的Diversity, Inclusiveness and Equity（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或平等）就是DIE,就是死亡。James Simpson貌似同意这个说法，说像您这样做文本考据的学者，有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可是老太太离开后，他又显得十分政治正确。
毕竟要在“进步”思潮发源地及大本营哈佛大学立足，不可能不政治正确。可过激左翼思想造成的恶果又毋庸置疑，这应该是一些偏于“进步”的学者立场摇摆甚至暧昧的根本原因。
总的说来，就IAUPE学会而言，传统仍很强大；演讲后的问答环节时间充裕，有十几分钟至一个小时不等的面对面交流，想发言者都有机会发言，不可谓不充分。相比之下，国内学术会议（至少就外国文学界而言）现在几乎已无面对面交流，一人发言后，紧接着又是另一人发言，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问答交流环节形同虚设，着实堪忧。另一个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是，一百多人的会没太多“会务”，只有两个在读博士或硕士生帮忙，再加一两个线上志愿者。若是在国内，如此规模的会，动辄会有一二十个硕士生和青年教师参与“会务”，再加上大量人员参与接机接站，有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
3点半至5点，步行浏览了1.5公里外的一个金字塔型纪念碑及周边景观。是为纪念美国人和加拿大人1944年6月从法西斯手中“解放”罗马而建的，高约十五米，材质是一种十分抢眼的白色石料，与处处是浅黄色外墙的罗马市古今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
晚7点30分，学会宴会真正开始启动。参会者从Hotel Ripa Roma出发。与平时出行的大巴或中巴不同，今天全是同一个型号、7人座、崭新的黑色van，看上去有点像庄重场合所用的黑色limo。黑色车队一长溜，真有点浩浩荡荡。行车七八分钟后，来到距澳洲天主教大学罗马校区100米左右的一家意大利餐馆。门面看上去不咋的，却是一家“高档”公馆型豪华餐厅，带一个漂亮的游泳池。按国内标准，大堂不仅不大，甚至局促，毕竟这是一家从私家别墅改造而来的餐馆。
大约五分之四的赴宴者包括松田隆美在内着装正式，剩下的五分之一，穿着跟平时差不多。我是少数派。并非不知道会议宴会很正式，而是嫌万里迢迢带上一套黑西服参加个宴会不值得，且打领带对我来说太受罪了，更何况还有七月份罗马的高温。事实上，罗马这几天可能高达38摄氏度甚至更高（但空气干爽，并非太难受）。松田西服笔挺，领带笔直，比大多数西方学者还认真。韩国学者放得开一些，看似只比平时稍稍正式一点。
宴会上到底吃了什么？跟预计若合符节。按中国标准，很是一般。是如何吃的？首先是餐前小菜，六七种，没一种好吃。大家几分钟就吃完了，开始与同桌人聊天。一个小时后上了第一个course。这是一种用奶酪、淀粉等原料加香料做成的糊糊拌颗粒状的米饭，很显然是功夫菜，十分美味。几分钟吃完又继续聊天。又等了近一个小时后，上了第二道菜。这是一种大型蚕豆状的面皮，也是功夫菜，除欠点韧劲外，也非常好吃。几分钟后吃完，又继续聊天，再等了近一个小时，就连最耐心的人也开始抱怨了，主菜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一块质量上好、炙烤的鱼，配一种粘糊糊的、略酸的白色汁，还有烤土豆、小西红柿等。按中国标准似乎并没怎么炙或烤，若能炙烤得略带点焦黄，会更加美味。十来分钟吃完后，立马进入餐后点程序。餐后点太差，明显不及酒店早餐的点心等等。然后，在浓浓夜色中，几十个微醉的英文教授们钻进各自的准limo，浩浩荡荡打道回府。
所用香槟和葡萄酒很一般，似乎与宴会“档次”不符。这很好理解——经费有限。总的说来，排场压倒味蕾，形式大于内容。对我来说时间很不好，八点后才开始，一直拖到十一点半后，完全是逆人体生物钟而行，很难真正享受食物。再加上不得不与座位两旁刚刚认识、完全不熟悉的人聊天，大体上只能是无话找话，也十分难受。如此这般，宴会不啻受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所有环节——乘车也好，到餐馆后就座也好——都不论尊卑，不排座次，完全是随机的。这值得有儒家基因的东亚人学习，但显然是最难学会的。
本来计划做了威尼斯广场旁的Via del Corso即科索大道后，再做一做著名的卡拉卡拉浴场，后来发现科索大道一带内容太多，于是缩减计划，只玩一个地方。这条大道（名为“大道”，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街”，只有十来米宽；十分亲和，与动辄几十米、上百米宽的真正的大道对比强烈）相当繁荣，高档鞋店、高档手包店、苹果手机店，以及餐馆和其他商店栉次鳞比，非常密集。里边商品之丰，商品质量之好，整个地方人流量之大，似乎超过国内大多数类似地方。
尤其让人意外的是，一条十来米宽、约1.3公里长的“大道”竟有五六家天主教堂！跟英语国家大多数新教教堂相比，这些天主教堂内部装修明显更复杂、更艺术，显然也更烧钱；其中最精致也最奢侈的一个，是距万神殿不到一百米的圣王路易教堂（Chies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系寄居罗马的法国人所建的教堂，是我迄今见过的除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之外最精致、最艺术的一座教堂。这几个教堂有一个共同特点：因临街，更因紧接商店或其他建筑，只看得见建筑的正面，而非整栋建筑；外观虽然相对朴素，里边却是另一番天地，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
在如此小一个范围内，豪华教堂如此密集，实在是几十年来打望西方第一次见识。顺便看了万神殿、奥古斯都陵（仍在修葺中，远非宏伟，跟秦始皇陵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西班牙广场、Piazza del Popolo （广场中心矗立着一根来自埃及的大型方尖碑)以及旁边的列昂纳多达芬奇博物馆。万神殿和波波洛广场是1985年和2013年来罗马时游览过的。
城市管理比较差，街道上随处可见塑料、废纸垃圾，僻静处垃圾更多，旅游热点垃圾也不少。偌大一个城市，尽管地图上已赫然印有罗马地铁线路，竟没看到一个地铁站。电动车很少，油车大行其道，再加道路不宽，空气质量低于一般西方城市。公共汽车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乘客不刷卡付费，只的极少数是例外。但是亮点也不少：一，同十年前相比，台伯河水变干净了，令人感动；二，任何地方步行七八百米至一公里，一定有一个长流水笼头，一秒不停地流出沁凉的直饮水。
据导游说，这是aqua water，即古罗马引水渠引来的水；无论是真是假，这水肯定在地下深处过了一遍，否则不可能这么凉；虽说不上十分甘甜，但无怪味，一点不亚于商店卖出的瓶装水。不知是哪届罗马市政府的德政。2013年8月游罗马时肯定还没有这种水。在烈日炎炎的夏日，用aqua water解渴或清凉，万分惬意。
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除了在在处处寿长年高、风姿绰约的罗马松外，还随处可见开着红花、白花或粉红花的夹竹桃丛；很多大楼入口处有盆栽小种橄榄树，非常可爱；在某些住宅旁或院落内，更有姿态优美、长势良好的大橄榄树；购物时商场人员不懂英语，排着队的罗马市民主动上前替我翻译；服务业人员如酒店服务员、餐馆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博物馆工作人员或保安人员等工作认真，态度友好，服务意识强，国内服务业还得迎头赶上；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六七十厘米长的海鸥竟能在不到一米距离让人类拍照，无需食物贿赂。
意大利是一个历史悠远长久、文化发达的文明古国，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唯一一个参与了一带一路计划的欧洲大国，望能锐意改革，再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