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和声音过剩的社交传播语境中，人类能随手拍、随手记、随手发，可以随意在朋友圈记录生活点滴，为什么我们仍坚持向大学生发出记录的召唤，坚持要做“大学生返乡日记”？这基于我们对这个充满朝气的思想群体格外珍视，期待大学生朋友能超越那种流行的碎片表达和个私情绪，脚沾泥土，带着问题意识和公共关怀，用带着活性的理论与火热的生活去对话，对家乡这个既熟悉又陌生之地，作一些不负新春光阴的观察。
正如年味需要仪式感，写作记录也需要。年是一个与日常不同的时间坐标，我们把“返乡日记”当成每个新春城市与田野、乡土、远方对话的一种仪式化文体。是的，我们致力于让大学生通过返乡日记去“对话”：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城市与乡村的对话，年轻人与长辈的对话，熟悉与陌生的对话，长大与童年的对话，云端与田野的对话，新气象与旧风物的对话，不同大学年轻人的对话，青春与国家、社会、时代的对话。
茧房效应下，对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坐井观天”寓言让现代人很尴尬：井底之蛙，看到的世界就是那个井口，本以为有了互联网后就能出去看到天空，结果发现不是，而是把一群青蛙都拉到了井里，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有了强化的共识，一致认为，井外的事情都是错的，世界就是那个井口。有些人视野更加狭隘，对话更加艰难。
新春走基层，年轻的记者编辑记录着年味，我们也很珍视年轻大学生贴近泥土的行走和视角。返乡，不只是在空间上回到家乡，更是一种跳出日常茧房的思想努力，看到互联网的盲区，看到另一个生活世界，看到年味中的发展纹理，看到脱贫攻坚带来的变化。令人欣喜的是，从这些来稿中可以感觉到大学生用脚丈量、用心思考、用力记录的努力。从大学生接力的返乡日记中选出几篇献给读者，呈现年轻人的可贵思考，也寄望于以新闻纸为媒的阅读对话。
《纽约客》专栏作者彼得·海勒斯，也许我们更熟悉其中文名何伟，曾在《寻路中国》中写过：“我希望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那时，奔涌的打工潮掏空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为了找到他所“希望的地方”费了不少功夫。而现在，别说大洋彼岸的何伟，即便从村里出来的我，再回家乡时，也特别难看到这样的景象。
我的家乡是江苏最北部的一个沿海小村，我常自称是山东人，因为从这到苏鲁边界，只有不到15分钟的车程。当然，后来我到省会读书，听说了南京地铁修到马鞍山的“徽京”故事后，就再也没开过这个玩笑。
我出生时这个村子还很原始，村民从事的职业无非三类：外出务工、出海捕鱼和种地。十几年的变化与发展，让这个村庄呈现出了另一种新气象。之前每次放假，都要坐近6个小时的大巴。而去年年末，高铁通车后，复兴号让返乡不再是一件耗费精力、苦不堪言的事了。
返乡之后这种感受也就越强烈。村庄在慢慢向小镇过渡，标志之一是各种连锁店的进驻。连锁店的大规模出现，说明人们不仅在追求消费，而且看重品牌。10年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我见得最多的饼干不是奥利奥，而是各种蹭商标的山寨货，比如“奥利粤”。
村上有了第一家电影院，据说是场场爆满，供不应求，打消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前的忧虑。村主任说已无几户人家种地了。新建的工厂和新兴的服务业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原来的产业体系被重新打散。村里第一次出现了外卖小哥，镇政府旁边的电商大楼也拔地而起。
去年走之前，家里人告诉我，村西边的空地要开发成“公共场所”。当时脑子里就想到一个金光闪闪的铜球，周围缠绕着几条扭曲的带子。没办法，不是我刻板印象，是实在见了太多土味、抽象又难懂的公共“艺术品”。何伟把这解读为“当地政府意图唤起人们对繁荣昌盛的意象”，而我只觉得这是行政驱动下的资源低效利用。
不过好在，回家时那颗悬着的心落了一半。空地被建成一个广场，取名“乡贤广场”，以纪念全国第六届道德模范——方敬。这位原本可以在上海安享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拿出了200万元积蓄，帮助了家乡260余名寒门学子步入高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的取名寓意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新气象是容易观察到的，人对变化的敏感总是大于对稳定的感知。这次回家，我也开始尝试重新发现那些被我熟视无睹的旧风物。
出于疫情防控，国家倡导就地过年，但这一政策对家乡人没造成太大影响。村里各类产业高质量发展，吸引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人回乡工作，不乏一些原本就可以在城市里立足的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说，中国人有强烈的中心情结，觉得边缘的生活不值得过，所以会一心往城市、往大城市挤。而我在家乡感受到的，恰恰相反，是一种边缘心态。人们选择外出务工，并不是为了在城市中谋一席之地，而是出于实用主义，期待通过在外的努力改善在家的生活。
旧风物中还有一点未变的，是熟人社会。在这里，人情很多时候会超过商业规则。我经常会见到，卖东西的人追着买东西的人跑，要把钱还给对方，仅仅因为两人是亲戚或者是关系好的熟人。所以，到家里长辈的熟人那买东西，我还是会带着现金，方便我扔下就走，哪怕这样了，时常也拦不住他们拿起钱就塞回到我的口袋里。
我倒不担心人情超越商业规则，毕竟个体经营，拿人情做买卖只是自家的事。我只是怕，人情会超越其他的规则。“没有熟人就办不了事”，这句话背后的价值逻辑难以称得上现代文明。现在我的家乡，即使春节放放烟花爆竹，还是能看见蓝天白云和满天星空；不用“996”，人们也能过上一种还不错的生活。旧风物未必都是落后的，乡村一定会走向现代化，但现代化是不是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路，则值得思考。
2020年年末，我的家乡，一个沿海小村，拥有了第一家电影院。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档里，这家影院几乎场场爆满，连不太热卖的《人潮汹涌》，在我们这都是座无虚席。
上一次这个村子里出现电影热，听奶奶说，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公社组织的露天放映。“那时候要是听说晚上放电影，家家户户，特别是有小孩的，都会赶紧吃完晚饭抱着板凳去占位置。”这种热情虽然后来被电视的普及所瓦解，却在今年以崭新的形式回归。
对于这种新气象，我自然乐见其成。虽不是电影爱好者，也不是哪个明星的粉丝，但毕竟在城市里读书，消费习惯和娱乐方式都经过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塑造，寒暑假回家后这种惯性不易被打破。比起之前想看电影要先坐40分钟的公交车到县城，现在散着步就能到影院可方便了太多。
但仅靠返乡学生，影院是做不到一票难求的。观影的主力军，是25岁至40岁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到城市求学或生活的经历，但是他们的观影热情比起我们这些返乡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年龄段的人与他们的上一代有着明显不同。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意看电影的问题大多在于不想花这个钱，他们都觉得，花30元进电影院坐两小时，远没有买一斤排骨回家烧着吃来得值。但25岁至40岁的人，消费观念显然更加开放。他们成长的环境，虽不富裕但也很少挨饿，就不会产生那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紧巴感。而成年后，个人的努力工作又搭上了乡村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便车，让他们也有了能力去完成这样的消费。所以，不只是电影院，很多在老一辈人看起来“华而不实”的，比如甜品店、鲜花店，都在这个村庄落地生根、蓬勃生长。
当然，电影院的特殊还在于，它确确实实为村里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以往春节，村子里男女老少为了消磨时间，搓麻将的搓麻将，打牌的打牌。这可能也是苏北“掼蛋”远近闻名的原因。而今年，有相当一部分人分流到影院。节日正不可阻挡地向假日演变，村里的春节也是如此。完成了一些带点仪式感的“保留项目”后，更多的人希望利用这一年中难得的假期好好地放松、休息。电影院的出现，把一种不耗神费力又有不错体验的放松方式，摆在了村里人的面前。
不过，村里的影院与城里不同的是，它不是纯商业性的，政府有专门的负责人对接影院工作。自2019年起，江苏省就把乡镇影院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纳入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对于每个乡镇影院给予50万元财政补贴。我家门口的这个影院，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的。
说实话，起初我是不太理解乡镇影院为何会成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直到那天我从《你好，李焕英》的影院走出来。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我能看到不少年纪较大的人出现在影院，他们是被自己年轻的子女拉过来的。再仔细看，能发现他们当中有人是红着眼眶的。
我们常说，中国人是羞于也不善于表达对家人的爱的，这种现象在农村更是如此。电影中贾晓玲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生活的种种努力、李焕英“我对你别无所求，只求你健康快乐”的朴实想法，其实正是银幕前很多人想说但没说出口的心声。之前，他们鲜有机会去表达，而现在，电影替他们表达了这一切。精神文明看似虚无缥缈，但和谐的家庭关系、浓浓的亲情不就是这里面的一部分吗？村里人喜实不喜虚，让村民进一次影院，比几场家风宣教会所产生的共情都要多、效果都要好。
春节档业已结束，但观影习惯却在不断地培养中。能预见的是，未来村庄的夜晚，广场舞之外，走进影院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今年春节在外公外婆家多待了几天，没有事的时候就和外公到山上挖冬笋玩。刨土的时候没注意，一个石头沿着山坡滚了下去。母亲喊着“小心点，下面还有人家呢”，我才发现一座盖瓦片的木屋掩映在竹林间。外公却说没事，那屋子已经没人住了，“这家人已经搬到县城上去了”。
父辈们就着这家人简单聊了几句，粗疏听来他们的经历说来也寻常，无非是年轻人在城里扎了根，把老人也接到镇上住了。下山的时候我打量了几眼那个木屋，窗外勾住晾衣竹竿的木根曲结得真是漂亮，只是再没有衣服挂在上面了。虽然人去楼空，却没有荒凉的感觉，它更多像个蝴蝶挣开后留下的蛹壳，是整个中国城市化大节奏下的一丝余颤。
离去并不是这个乡村唯一的音调。在竹林山脚下就有一栋充满设计感的砖房，明亮的玻璃屋顶和仿红砖纹的瓷砖，显得简约热烈。透过敞开的大门能看见腻子粉还是雪白的颜色。这是在外发达后回乡居住的人重砌的。样式现代的砖房在这里已不少见，它们在盖瓦的木房间显得高大挺拔，大都走的是瘦高型民房的风格，像个长方体；有心一些的会添加点小洋房的元素，透露出主人的审美趣味与匠心。即便不完全推倒重建，原来的木屋也会有意识地用砖体翻修加固。
临街新建的房屋往往都会把地面一层的空间留得很足，作为车库或门面。外公家刚好在街边，是座有40多个年头的老房子了。老人家对搬去县城住毫无兴趣，一心想把房子敲了重建。闲聊的时候，大伙都建议把新房子再往后挪一两米，给门口腾出个三四米宽的前院。“前面留个空间，以后租给别人做生意也好停车卸货，就是不当门面租，自己停车或养养花草也方便嘛。”
过去的人建屋子总爱紧挨着路，恨不得长在公路边线上，生怕车道多占了自己一寸地。现在砌房子时大家更愿意往后退一些，给门前留足空间。这种考量非常大程度上和长远的商业考虑相关，它的背后是一个人气兴旺、贸易发达的村落，是村民日渐活络的经济头脑和长远发展的目光。而在更深处，建房退后一些，它表达了村民较高的财产安全感与更开放的对外姿态。
对于一个几乎年年都会回来的人来说，村中建筑的变化说不上天翻地覆。和城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楼万楼拔地起”的架势不同，村中住宅没有地产开发商的介入，没有太过整齐划一的动作，也没有令人咋舌的建设速度。它的改变总是以一户一宅为单位，变化缓慢但清晰，自发自觉而尾调悠长。
在建房子这件事上，我能看见村民精打细算的热情。住房对于一个家庭的意义不仅是遮风避雨，它还意味着财富、温暖和安全感。从村子住房的变化中，我们能窥见一方人更富足的物质拥有和更昂扬的精神情况。对旧土的眷念依然是游子道不尽的话题，人们常担心当下乡村的空心化，空心化可能确实有，但像这样的改变却也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人来人往是村子里的惯常景象。虽然改变总带来不舍，但一个有生命的村落永远都不会缺少人去人留的故事。人们在流动中找到合宜的位置，村落也在吞吐人流的过程中更换血液，复苏新生。
不要太为空心化担心，说到底，所有的变迁背后其实都是人与环境的双向选择。有的地方在冲击中没落了，有的则重新获得活力，走向繁荣。而人在其中的停停走走，一样的都是对更美好生活的奔赴。
寒假一个早上，我走出卧室，听到客厅传来音乐，每隔几秒就换一首歌，旋律吵闹——不用看也知道，是外公又在刷短视频了。自打几年前妈妈给外公换了智能手机起，在晚辈们的指导下，现在外公用起手机已经得心应手，互联网俨然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老一辈中，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是幸运的，自身有一定文化基础，家庭经济情况不错，晚辈们又耐心孝顺，这些条件让他们得以顺利融入新媒体时代，看新闻、刷短视频、发微信、电商购物样样精通。但，每逢假期回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认识到，来到数字鸿沟这一端的老人，同样面临着不少麻烦。
作为“数字原住民”，年轻一代的我们虽受技术变革影响，但仍具有基础的判断能力，不至于完全在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而老一辈在数字世界里初来乍到，面对庞杂的信息无所适从。他们无从考证一则新闻的真假，无力分辨隐匿在信息流中的广告，无法判断短视频的内容究竟是真实记录还是人为策划。
初入新媒体时代的他们，就像波兹曼所说初入电视时代的人们一样，对以新鲜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容深信不疑，将拟态环境等同于现实，在这样的前提下，骗局便有了可乘之机。诱使老人下载垃圾软件、在家庭群中传播谣言仍算事小，更惧不怀好意的信息被包裹在娱乐的糖衣之中，诈取老人的钱财和隐私。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受骗，老一辈还可能被手机里的娱乐“骗”走时间和精力，无营养的信息侵占着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以其他的方式充实精神世界。
以我外公为例，在接触智能手机之前，他闲暇时总会读书看报、做做手工活儿、下楼散步、画国画或写书法；而如今，他大部分闲暇时间都献给了两块屏幕——电视和手机，且花在后者上的时间远超于前者。桌上的颜料盘已经落灰，书本杂志被翻阅的次数寥寥，我假期里最常见到的景象，便是外公戴着老花镜、靠在沙发上一下一下地刷着真假参半、配音嘈杂的短视频。以我外公为代表的老一辈几乎全盘接受了手机媒体对现实的定义，不自觉地将注意力浪费在缺乏功能性的信息上。更不妙的是，外公形成了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和关灯后仍看手机的坏习惯，家人担心他原本就不好使的眼睛受到伤害，固执的他却不太听劝。
假期在家时，我成了老人们在信息世界中去伪存真的依靠，时常耐心地反复为他们解释，所谓“免费领红包”是App增加下载量的骗局；电商的某些优惠活动是先涨价后降价的“虚晃一枪”；短视频里狗血的剧情是表演而非确有其事；某则耸人听闻的新闻在一周前就已经被打假，云云。我会帮他们删除垃圾广告和应用，教他们怎么样分辨无用的信息，在手机使用时间太长时提醒他们休息。在“信息原住民”的陪伴下畅游数字世界固然相对安全，但这样的陪伴毕竟不能如影随形，当晚辈纷纷忙于工作和学业、甚至离乡千里时，老一辈的利益又由谁来保护？
在信息世界中“蹒跚学步”的老人们极可能深受其害，作为晚辈，我会尽力负起协助家中老人使用新技术的责任，同时也期待智能手机、平台和应用能对老一辈更友好些，保护这些“数字移民”的利益。
往年，学生放假回到老家总爱相约着一起出去聚会玩耍，来增进彼此间的友谊。其中最热门的娱乐方式莫过于剧本杀、密室逃脱等需4-10人合作的游戏。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上，“××剧本杀”的招牌肩并肩竖在街头，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为剧情争得面红耳赤。但如今好像不一样了，一家剧本杀的老板说：“慢慢的变多年轻人选择一个或者两个人来玩，我们帮他们匹配其他陌生玩家，组一场多人游戏局。”在社交平台知乎上，有人提出过问题“怎么样看待玩密室逃脱一个人拼团的小姐姐？”不少人表示“我经常一个人玩，感觉挺好的”。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一人拼团玩剧本杀，和六七个陌生人在一间密闭的房间里各自扮演角色，沉浸其中，三四个小时流逝浑然不知。曾经，我们出去玩耍是为了和朋友相聚，但现在大家更倾向于独自娱乐，或者认识新朋友。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提出，20世纪末期的美国倾向于单人进行活动，公共事务参与意愿越来越低。中国的年轻人似乎也进入那种状态，更愿意单人娱乐。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说，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可大致分为强关系弱关系两种，强关系的人之间有极强的感情维系，例如多年的同窗好友、血浓于水的亲人等；而弱关系的人际交往比较松散，没有极强的感情，例如在一场游戏、比赛中认识的陌生人。
年轻一代对强关系似乎不再依赖，以更开放的心态建立弱连接。因此不再像过去，人们有极大需求通过娱乐、饭局等方式来维系好友关系。这种需求的降低是父辈有些难以理解的，中国自古是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学者边燕杰曾认为，相比美国，中国是一个强关系社会，人们需要靠关系来完成很多事情。但年轻的大学生们逐渐走出自己的城市，利用互联网连接到更多城市的人，他们意识到老家童年以外的朋友同样能给我们自己所带来很多情感、信息的交流与反馈，不再依赖从前的朋友。也意识到新认识的朋友能够很快成为挚友，甚至为我们自己所带来更多的信息交流。
年轻人更加看重自身体验感，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组织朋友们进行娱乐，要消耗一定的时间成本，这中间还包括协商时间、地点、游戏风格甚至叫哪些人一起玩耍。城市的节奏在加快，原本放假的时间寥寥无几，年轻的学生们更希望在这不长的假期中酣畅淋漓。随着悦己文化的盛行，人们对娱乐活动的看重，逐渐重视自身体验感，其中“及时满足感”是体验感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一个朋友说：“下午听说有家剧本杀的剧本非常开脑洞，就心痒痒地想当天晚上来玩一把，体验一下剧本里刺激、恐怖的场景。不想委屈自己迁就别人的时间、别人的喜好。”一个人拼团方便、能最快地满足大家对于娱乐的需求，因此这种拼团方式逐渐流行。
年轻人新游戏方式背后实则是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变化，悦己文化浸透到社会肌体的毛细血管。面对这种变化，长辈可能不太理解，习惯将“孤独”“不合群”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但总体来说，社会还是越来越宽容。在知乎那个问题下，更多出现了“大家开心是最重要的”“这种人精神世界很丰富”之类理解与赞赏的话。五一广场街头，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走入了一家剧本杀房间，似乎房间里的玩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笑得很灿烂。
